走在路上

2012年回到插队三年的延安余家沟，踏上已修到了村里的公路，走进三十年前的村庄，一切既熟悉又新鲜。遥远的依然清晰，眼前的令人感慨，忍不住记录下那些亲切难忘的记忆碎片。

延安窑洞

    一切和陕北有关的事情都应当从窑洞说起。延安的窑洞天下闻名，住一住窑洞对旅游的人来说是一种新鲜的体验。但三十多年前，对于我和我的插友们，窑洞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居所。窑洞分为土窑、砖窑、石窑和接石面土窑，建石窑洞叫箍窑。土窑造价最低，所以穷的人家只能掏个土窑。在阳面的山坡坡上选一处地点，刨出个朝南的立面，在立面上向里掏出上圆下直的洞洞，装上木门窗就成了土窑，有些简陋的土窑甚至没有窗户。依山而建的窑，用挖出的土填出个平场，便当了院子。箍石窑则要请石匠、备石料，所以有经济实力才能箍得起。石面接口的土窑，则是经济有限又想要点排场才箍的，在掏好的土窑的外立面上接出一节，砌上大方石块，就做成了石面土窑。

    通常窑洞是有建造规格的，大约3米宽、3米高，深度6-8米不等。但老百姓自己掏的土窑洞还是由实力决定大小的，没钱只能住个小土窑。一排窑洞通常是两孔到六孔，两孔窑之间也可以从内部挖通，形成一个套间。窑的内侧通常是一铺炕，与炕连在一起的是锅灶，这样就可以在做饭时顺便烧炕了。如果你只参观过枣园、杨家岭革命旧址的窑洞，可能会发现那窑里没炕，因为那不是真正老百姓住的窑。如今已有被改造成农家乐的窑洞，内部还做成了标准间。

窑洞是有人住着还是荒废了，只要看看窗纸就行了。如果没有窗纸，或者窗纸破烂不堪，说明已经没人住了。当年唱着《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土窑、石窑我们都生过，陕北话“生”是住的意思，我们曾经住的那孔土窑，现在成了张怀友家的仓库，他说替我们看管着哩。老知青王士伟，曾经在山上住了8年的土窑，如今门前的小路已长满了荒草，寻寻觅觅才能找到。

 

忘不了的陕北吃食

    当年插队时，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凡是能吃的，都是好吃的。可有一样实在是太好吃了，一辈子都不能忘，那就是麻汤饭。

    过去，陕北农家吃的油是用自家种的小麻籽榨的，而土法出油的过程，造就了特别特别好吃的麻汤饭。将小麻籽在铁锅中炒熟炒香，放在碾子上压成油油的泥饼，再溶到一大锅开水中熬煮，麻油一层层地往水面漂了上来，将漂浮出来的麻油用勺子舀出来，炒菜炸糕的麻油就是它了。剩在锅里的麻渣和汤水就是麻汤。在这个香香的汤里放上黄米或者小米、碎玉米、碎豆粒等，煮成稀饭，再加一些腌酸菜和盐，麻汤饭就做成了。

    只有在出麻油的时候才会有麻汤，所以能吃到麻汤饭的机会相当少。当年在老乡家第一次吃到后，我们就擦亮眼睛竖起耳朵，只要发现谁家出油，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家讨一碗吃。即便是这样，一年也就能吃到一两次，因为穷，麻油是稀有的奢侈品！如今麻汤饭已是餐馆的一道菜，2012年回延安，第一顿饭我就点了它，我要把它吃个够。

 

老队长李生贵

当年余家沟后庄队长李生贵，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这次回队当然要专门看看老队长了。到了老队长家，他叫婆姨和儿媳给我们做了面条，配菜是自制的酸菜和咸菜，用来下酒下饭格外配搭好吃。我问队长当年怎么看我们，队长说：“可操心啦。当时你们才十几岁，不会受苦又不听话，脑子里常生些怪想法，生怕你们出点事，向你们的父母交代不了！”当年我可不知道，我们这些自认为堪当重任的北京知青竟让他如此操心，肩上的担子原来这样的重。

李生贵当年可是个厉害角色，一张紧绷的脸从不挂笑容，每天天还没亮就站在村口呐喊：走喽！在队长的带领下，我们和社员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多能受苦，社员就得跟着他一同受，从春到秋，天天如此。记得夏天锄地，突然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暴风雨就要来了，干活的社员手里慢了下来，眼睛瞄一瞄队长，没动静，等一等依然没动静。终于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李生贵突然大喊一声：躲个一下！原以为可以收工睡个懒觉了，结果是在队长的带领下，在山坡上寻了个存粮的土窑窑，或者山崖边的石片片下暂时避雨。有时，雨终于下个不停了，李生贵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说：回呀！那时虽然年轻吃得了苦，但实在熬（累）了，也是暗地里盼着歇工，哪怕是一天。下雨，下大雨，成了一种期盼！

    拉话中，我把相机放在膝盖上，偷偷地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仔细端详，已经七十多岁的老队长，脸上道道沟壑，刻满了陕北农民一生的日子，但比年轻时增添了灿烂的笑容。现在老队长每天上午还是到地里受苦（陕北话受苦是干活），下午去拦羊（陕北话放羊）。如今延安实行了退耕还林，漫山遍野种满了各种树木，为保护林木，拦羊已被禁止。为了补贴家用，有少数农民还是养几只羊，到远一点的山沟沟里去放。望着老队长拿着羊铲、赶着羊远去的背影，不禁心里有点酸酸的：受苦人啊，什么时候才能歇下来呢？

 

扁食—陕北人的饺子

    进了村后，乡亲们一个接一个地约我们到家里吃饭，大多是陕北最典型的压饸饹，擀杂面。因为约满了，张怀友约我们去他家吃早饭，他说在别人家大多吃了面，到他家要吃扁食。

陕北人包扁食是不用擀面杖的，捏一个小面团在手里，用拇指压一个小窝窝，然后两手大拇指放在窝窝里不断旋转，旋出一个小面碗，放入一团馅，双手一捏，一个陕北的扁食便成了。它不像北京饺子那样弯弯翘翘的，也不像山东的饺子棱角分明地站立的，扁食是圆圆胖胖厚厚的，像咱憨厚的陕北人。

    扁食的吃法也与北京的饺子不同，煮好后装碗，再浇上西红柿等菜类做的酸汤，就着汤一起吃。这吃法我几乎忘了，直到酸汤端上来我才想起，陕北的扁食和凉粉一样，是带汤吃的。

 

打连枷

    吃罢早饭，我们被圪蹴在崖畔上的满羊叫到他家坐坐，喝点酒。他家院子的地上铺满了谷穗头，旁边摆着连枷，原来他在打连枷给谷子脱粒。不由得我想试试身手，看看是否还会干当年的活儿。

    连枷是一种较原始的农具，在陕北用来给谷子、豆类、小麦、麻子等脱粒。它是四根粗细长短接近的枝条，用牛皮条捆成一排，绑在木柄上做敲杆。木柄上下舞动，敲杆绕着木柄360度旋转，向下平拍打向地上的谷穗，使谷粒脱落下来。回想当年生产队打场，第一眼看见打连枷的情景时，我惊呆了。那是一种原始的集体劳作场景，具有舞台效果。十多个人分成两组，两排人对面站着，这排上那排下地依次将连枷打向谷穗，同时集体有节奏地横向移动脚步，逐步完成整片场地谷穗的脱粒。当连枷有序地拍在庄稼上，发出短促、均匀有力的噗噗声，头脑中也不由得映射出香喷喷的新粮幻象。

    打连枷有强烈的合作要求，节奏感极强，任何一个人打不好或不合拍都会乱了节奏，不但影响整体的行进，甚至可能导致连枷在空中舞动时相互碰撞、纠缠，所以有些知青学了很久才被允许加入进来。一旦掌握了、自如了，就如同进入了一种原始的舞蹈状态，伴随着拍打的节奏，受苦的人唱着笑着吆喝着，那场景既是原始的又是艺术的。可惜这种集体劳动的场面现在见不到了，而连枷这种农具，不久的将来也只能在博物馆或照片上见到了。

 

罗儿和她的剁荞面

    当年黄土覆盖、贫瘠低产的山山峁峁，如今已果树满山，时值九月，艳红的苹果挂满枝头。走到土沟卯，与根儿婆姨—罗儿不期而遇，双方都不禁大叫起来，喊着对方的名字。当年我们插队时，她是刚刚嫁到后庄的年轻婆姨，只比我大一两岁，如今她已是好几个孙子的奶奶了。罗儿家的苹果园在这道圪梁梁上，她正和家人下苹果，激动地当时就放下手里的活儿，和当年一样地爽快，说今晚就在我家吃，给你们做剁荞面！

    剁荞面是陕北的一种吃食，是用专门的剁面刀做成的。这种刀是一个刀片，两边两个刀把。和好一块荞麦面，做上一锅水，将面团的一端擀成扁平状，双手握刀把，轻轻上提，再斜斜的一刀一刀剁下去，片刻那面条便齐展展地铺成了一片。锅里的水滚了，将面下到锅里，随即腾着热气的剁荞面便一碗接一碗地端上来，浇上酸酸咸咸的臊子，让我直吃到肚圆，撑得连腿都盘不住了。席间我问，现在会剁荞面的人多吗？罗儿说：“很少有人会了，这种刀都很少有了。”随即她说：“我相跟上你去北京吧，咱开上个剁荞面馆！”遂爽朗地大笑起来。

于锁婆姨

    第一天住进沟里的时候，吃罢晚饭正在拉话，有人进窑来报：“有人看你来啦！”正琢磨着谁会大黑天的来看我？门外闪进一个婆姨，与我年龄相近，好半天我都难以确认这是谁。这时她大叫道：“我是于锁婆姨呀！”望着她，我急速地在脑子里搜索，搜索当年的于锁婆姨……

在我的记忆里，于锁婆姨是个大美女！正应了那句大家都知道的陕北名言：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于锁婆姨正是从上边（北边榆林诸县）逃荒下来的，好像就是米脂的。记得当年一起打坝，于锁婆姨常常是老乡们的话题。一来因她上边的家里穷，为了生存嫁到了此地，连户口都没有，当时叫黑户。二来她实在是个大美女，即便是天天下地干活，长得依然白白静静的。她身材高挑腿长长的，眉毛黑黑的还是个大花眼窝（双眼皮），两条长长黑亮的辫子一甩，连我这女孩子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呢。因为穷落荒到此地，嫁了个相貌平平家境也不富裕的于锁，看着可实在不般配。于锁的弟弟是个聋哑人，现在都不晓得他大名叫个甚，因为村里人都叫他：聋子。陕北有个规矩，大伯和弟媳不能打趣，但可以拿嫂子和小叔子打趣。干活干得烦躁了，人们就总是“你嫂子、你嫂子”的逗哑巴，哑巴不会说话便举着铁锨追打，于是大家就哄堂大笑，顺便眼睛撩一撩窘在那里的于锁婆姨。

    于锁婆姨回忆说，当年她十分惧怕当妇女主任的延安知青王扬。那时“黑户”没有权利生娃娃，王扬“忠于职守”，总是追着于锁婆姨要她做节育。可哪有陕北婆姨不生娃的呀，所以于锁婆姨见到王扬就蹦（跑）了。她抚着胸口对我说：现在想起王扬心里还怕怕的。

为了追回当年美好的记忆，我问于锁婆姨索要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她说她只有一张！后来我到她家吃饭时，看到墙上挂着的家庭相框里，确实只有一张，而且还是和于锁的合影，用手工涂色的那种老式彩照。多可惜呀，我记忆中的大美女竟没有一张真正的单人美女照！

 

陕北话中的称谓亲切又有趣

    娃娃，年纪小的人称娃娃，女孩称女娃娃，小孩子称猴娃娃或碎娃娃。我们去插队时叫我们北京娃娃，学生娃娃。

    女子和婆姨，没有结婚的女子称为“女子”，子是个轻短音，不像我们通常念的第三声；结了婚的妇女称为婆姨，许多由外村嫁过来的妇女通常被称为某某婆姨，没人记得她们本人的名字，比如于锁婆姨，栗树凯婆姨，田娃婆姨。但如果是本村的女子嫁到本村，人们还会沿用她原来的小名或名字称呼她，比如前庄嫁到后庄的罗儿，就沿用了自己的小名，比那些外村来的真是幸运。我当年竟没有注意到，这是一种明显的重男轻女的称谓习惯！

    掌柜的，婆姨们称自己的丈夫为掌柜的，与其他地区称“当家的”是异曲同工；真实地反映了在陕北家庭中男人占主导地位。

    大、大大、二大，乍一看好像在说绕口令，但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陕北称谓。大，念第二声，是爸爸的意思，大大是大伯。二大也叫二爸，是爸爸的兄弟中排行老二的那位。

    陕北人喜欢用小名。当年在村子里时，我常常对老乡的名字感兴趣，他们互相叫着一些很有意思的名字，很多都带着儿音，比如：根儿（用第二声）、罗儿、本儿、黑本儿、竹林儿、脚七儿、爱社儿、渠儿、毛燕儿、隋小儿、外姓儿、满羊儿（念成美羊儿），赖毛儿，毛小儿，双圈儿（念成双群儿）。有些发音很有趣，在拼音和汉字里甚至找不到相应的发音，比如：爱社儿的爱发音为接近ei 第二声；立生儿（念li se er），老乡告诉我，立生儿出生的时候是脚先出来，由此得名。

很多人的名字中带个娃字，比如爱娃，田娃，生娃，二娃，来娃儿，晴娃。有些父母够懒，以排行做了名字，比如：二娃，三娃，毛三儿，三小，三儿是四儿的哥哥，二根儿是根儿的弟弟，小羊是满羊的弟弟。

时间长了才知道他们互相常叫小名，尽管有些人年纪很大了。比起丰富生动且有形象感的小名，大名往往是一些较为雷同易混淆的名字，比如张怀有，张怀富，谷志友，谷志富，李生贵，李生有。所以只要有小名的人，我们记住的肯定是他的小名。

 

永远的宝塔山

当年，每一个去延安插队的知青都有一张或几张这样的照片，宝塔山下延河水边，身背挎包或手擎“宝书”。有些知青因当年条件所限，没有那个时期的照片，但通常会有这样的一张，因为当年延安是圣地，宝塔山就是心中的圣山。始建于唐代的宝塔堪称历史古塔，但令其声名鹊起的真正原因应归为：它是一代青年人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的标志和象征。而对于我们，它还是一段复杂的青春见证。

三十多年后回到延安，宝塔山周围已高楼林立，不远的清凉山凤凰山也都盖起了许多现代化的建筑，还有巨大的广告牌。一条土街串联起几道沟的延安小城发展成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中等城市，五星级酒店、高档商场随处可见。看着这些变化，不免有些悲凉，心中的宝塔山变得那样矮小，熟悉的窑洞土城已消逝无痕。同行的插兄不禁大喊，不应当这样建设，破坏掉原有的延安风貌！延安本地人却不同意，他们说：延安也需要现代化，延安人也想过大城市的生活，难道只许你们北京人过好日子吗！

是啊，社会的进步必定会推陈出新，发展与保留是永远的矛盾。人们既想享受文明的进步，又想留存原始的记录以便怀古、纪念。想到这些，便觉得这张老旧的照片弥足珍贵！它不但记录了我们青春的足迹，还永久地保存了上个世纪延安的面貌。

    回到延安，回到村里，当年的那些人和事不断地浮现出来，有些细节已经模糊记不清了，但沉淀下来的，依然是那些美好有趣的记忆，以及黄土地上承载着的古朴传统的一切。